不过，对于那些无中生有地造谣构陷和污蔑我，把我不赞同甚至反对的观点都强加给我的谎话连篇的投机分子和诬陷者，我现在还难以做到默默忍受，澄清和辩护是我不容放弃的权利。
并针对预算草案向人大常委会、预算委员会以及人大代表提出专业指导意见，为人大预算审批提供信息和技术支持。预算审批民主性原则要求在预算审批过程中通过听证程序，为民众提供诉求表达途径，吸收其合理的意见，最终形成体现公众意志的预算决策。
预算编制部门分别就各个议案做出说明，预算委员会分别就各个议案提交初步审议报告和正式审议报告，人大代表对议案分别投票表决。正如布坎南所指出的，财政约束实际上可以代替选举约束，即使在选举约束失效时它们仍然有效。地方各级政府预算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32〕这不仅有利于保证预算质量，也有利于提高预算审批效率。因此，未来我国《预算法》的进一步修订，应对我国的预算审批制度进行系统梳理和立法完善，以促进人大预算监督权的充分行使，进而在预算活动中真正实现立法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制衡。
〔28〕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页。正是基于此，有限政府成为宪政制度的核心理念。这体现为全球治理不仅要提供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而且应彰显共同之善(common good)，并创设政治框架促进对共同之善的宪法商议②。
国际法治致力于国际关系的合法化。但是，国际法学认为国家就是国际法的制宪权本身，而主权同时是国家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实证意义的国家主权显然不足以解答正当性意义上的国际法合法性问题。正如德国公法学者施密特指出：国家本身没有真正意义的基本权利，国家只能作为一种制度而受到宪法律的保护[25]。国际法的宪法化和全球宪政是两个密切相关而有所区别的概念[27]931。
纽黑文学派代表学者赖斯曼甚至主张，根据现代国际法，人民主权已经取代了国家主权，国际法事关国民而不仅仅是国家的[36]642－645。这类基本规则主要是指国际法中确定其渊源、主体和适用以及国家管辖范围的分配之基本原则和规则[6]37－115。
16世纪分别由马基雅维里和布丹所首次提出的国家和主权话语，为源于欧洲的国家现代化进程所践行。在国际社会结构未有根本变革的国际法体系中，共存与合作的国际法仍然是主流，但国际法的宪法化趋势及其宪政发展是前沿、前瞻和前景。第二，国际法的法治化意味着在当前无政府、但是有秩序的转型世界中追求和建设法治。宪政的国际法则对传统主权施加另外两种限制，分别是任何国家都有义务保护其管辖范围内所有个人的基本权利，以及相随的国际共同体及其所有成员的共同法律利益[38]132。
就传统国际法而言，国家自创立时起就置身于国际法某些基本性质的规则的框架中，这类规则确定其基本的权利和义务，而无须(without)其同意。与格劳秀斯时代主要关注国家之间的关系和问题相比，今天，代表着国际社会整体利益或者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问题，以及牵涉到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区域问题，成为了关系到全人类福祉的新领域、新问题。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国际法的民主化进程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国际人权法律制度和机构，但民主的国际法和国际法的民主化内容显现出相对独立的面向和趋势。国内宪政的要旨是约束国内社会中公权力的宪法规则的主权权威。
也因此，传统国际法被认为在更大程度上与私法而不是公法相似，即一种平等主体之间自治的法。国际人权法和人道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蓬勃发展，不少规范已经成为国际法中具有宪法至上性的国际强行法，并进而波及其他国际法的领域。
按照全球治理理论，政府统治权威的最终保障来自于对合法暴力手段的垄断，其以强制为特征。对于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来说，共同之善要求容纳个人在社会中的基本权利，使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负责任的行为而自由选择其生活，实现公民美德和遵守道德法则。
三、传统国际法的宪政缺失就国际法的历史发展而言，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及其和约是近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起点，以其为基础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第一次以条约的形式肯定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主义。在本文第一部分的理论基础上，笔者提出，当代国际法出现了共存的国际法、合作的国际法与宪政的国际法三者具有内容的递进性和时间的共时性的发展，宪政的国际法成为国际法三分结构的最新分支③。宪政所包含的价值，是宪法实质和制度规定的基础。简言之，全球治理具有对象的全球性、主体的多元性、层次的多级性和方式的多样性等特征。其不可反驳的规范性前提在于保护人性尊严这一宪政价值的核心[24]36。全球治理具有或需要具有对共同目标、共同命运、共同遗产以及对全人类的共同关注，这些公共物品所体现的全人类利益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可以统称为共同之善。
不同宪法的具体规定可能很不相同，但可能其体现的宪政价值是相通的[30]3。与共存的国际法、合作的国际法相比，宪政的国际法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在规范的意义上，共存的国际法确认国家以独立为核心的基本权利，主要适用于国家间的法律关系。
程序上，宪政推定国家权力行使合法化的基础是得到人民的预先同意，宪法的制定必须是以民主的方式产生的，宪法的诞生和生效必须经过人民的同意或确认。如果说全球治理强调没有政府的治理，全球宪政则暗示着非国家的宪法。
问题在于，当主权权力或者公权力日益在国际层面直接或间接由国际组织和其他行为者行使或者主导行使时，就需要论证这类行为者的权力如何生成和发展，以及其边界和限制。霍夫曼认为，在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中可以区分出三种国际法：关于政治架构的国际法，诸如界定基本状况、某些基本准则和国家间开展政治博弈规则的一揽子协定。
有学者提出，所谓治理的国际法正在出现，其主要特征是国际法的主题事项显著扩展、国际法的制定程序逐渐削弱了国家的同意与国际法义务之间的关联以及国家在解释和适用国际法时，逐渐失去了灵活性。而现实的发展在于，国际法已经出现了体系化、纵向化甚至宪法化的趋势。来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州)2013年第1期 进入专题： 宪政 全球治理 。宪法由制宪权所创建，其合法性来源于人民主权和个人的基本权利。
除了管制边界本身的问题外，许多国际体制的国际法现在也试图解决跨边界问题和边界背后的问题[32]7。就参与国际共同体的各种成员而言，所谓纵向民主即公民的民主参与，例如国家议会代表和跨国公民社会参与国际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作为对行政机构在国际层面运行的监督。
所谓共进的国际法是一种包罗万象，在道德和伦理进步方面比在其它方面更为专注的法，以人类繁荣为终极目标[18]55－68。国际法的宪法化近20年来，全球治理理论在多个学科甚至跨学科中广泛运用于对国际事务的描述，特别是更新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和权力导向的现实主义世界观念。
与此同时，全球宪法化的过程是有条件的并存在路径依赖，国际法的宪政仍然存在诸多挑战。实践中，国际法各领域的法治发展是不均衡的，有些尚处于萌芽，有些处于合法化过程，有些则已经达致宪法化阶段。
正如有学者认为，全球宪政是指推动按照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指导政治权力的全球性法律共同体，主张国际体系的宪法特征是奉行和保证基本法律价值，以按照共同价值和共同之善规制和引导各政治强权实体[12]86。主权平等是由国际共同体的宪法来界定和保障的国家的法律权威和自治，国家的自治是国家自决的空间，而国家在国际共同体中的身份平等。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法从本质上从一种弃权性质的守则，正在向积极的合作性质的规则发展。合作国际法以国际社会的稳定、安全与发展为目标，主要规定国家对国际社会的义务，要求让渡国家行使主权的权利。
在《世界人权宣言》中，法治一词应理解为指宪法法治，从而使政府机构的权力与限制以及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均在一部法典中给予承认并加以规定，该法典高于从属立法，并需要根据人民的主权意志予以批准或修改④。这一进程正促成建立在保护民主方面的共同价值观、原则规则和体制机制基础之上的国际民主制度，其中包括在联合国实践中增进民主和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有些区域性国际组织例如美洲国家组织采取集体行动保护民主的集体民主体制。
第三，笔者认为，国际法的民主化是指国际法的制定和实施程序日益民主，国际法的内容及其实施结果体现民主价值，国际法逐渐确认民主权利和出现了增进和保障民主的国际法制度。注释:①宪政具有丰富的内涵，有学者认为，宪政与一系列实质性价值相关联，诸如民主、负责任性、平等、分权、法治以及基本权利，在集体行动和保护的框架内的个人自由和福利。
国际联盟和联合国都旨在提供国际共同体的公秩序，从而更新了主要建立在双边承诺基础上的私秩序，并通过大量的多边条约为作为整体的国际共同体提供了依托。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和国际社会成为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和超国家组织、形成中的跨国甚至全球公民社会共同治理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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